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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年2月实行经济紧急措施后，国民党的财经政策便由相对自由恢复为严格管制，并动用了越来越多的行政手段干预经济，如成立金融管理局(年12月)，实行花纱布统购统销(年1月)，暂停一切贷款(年2月)等，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收支不平衡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无论何人采用何种方法，都改变不了赤字财政的现状，结果只能是钞票越印越多，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法币的支付功能已经丧失。
也曾有人主张进行币制改革，但如何筹措相当于数亿美元的币改资金成为难题，兼以币改牵涉方面甚多，当局难以决断，故一拖再拖，未能实行。
一、币制改革的背景
进入年，国民党军事不断失利，控制地域在缩小，物资产出在减少，而货币发行还在大量增加，财政金融形势更趋恶化。据财政部长俞鸿钧的报告，年上半年预算收入58万亿元，支出96万亿元；实际收入80万亿元，支出万亿元，赤字率超过3/4。其中最为浩大的是军费支出，正常预算和特别预算相加，超过了预算总额的70%。政府开支几乎全靠印钞票，法币面值最高已达万元，发行最多时以每天10万亿元这样令人目眩的数目增长，从而刺激物价持续走高，每天甚至每小时都在变化。
为了平抑市场乱象，遏制涨风，7月初，上海市长吴国桢和警备司令宣铁吾决定，检查交通运输、业务和仓库存货，奖励告密检举，并将“投机取巧"的违法奸商送特刑庭处理，但仍无法遏制物价的上涨。
米价从1月的每石万元一路攀升至8月中旬的万元，金价每两超过5亿元，法币与美元兑换价超过万比1，法币已接近于失去支付功能，濒临崩溃的边缘。
对于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国民党也意识到必须采取某种行动。
年5月新内阁成立后，币制改革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指令下属提出的币改方案，认为在内战继续的情况下，不宜作根本改革；建议在不改变法币本位的前提下，发行关金券，作为买卖外汇和缴纳税收之用，以暂时稳定收入。
但这个方案无法解决法币发行的极度膨胀和支付功能的急剧萎缩，因此为王云五所提废除法币、另用新币的激进改革方案所取代。
二、金圆券的提出
币制改革的主要策划者王云五为无党派人士，年5月出任经济部长，成为国民党“开放”政权的象征之一。翁文灏内阁成立后，他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长。自国民党当政后，财政部长的职位一向为宋子文和孔祥熙的禁脔，直至抗战后期才改换为俞鸿钧。王云五既非财政金融专家，也与财政金融界素无瓜葛，此次出任财政部长，颇出外界意外。
新官上任三把火，王云五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是进行酝酿已久而迟疑不决的币制改革，为一团糟的财政金融下了剂猛药，但结果不仅未能挽救病入膏肓之财政金融，反使其因此猛烈一击而至奄奄一息之境。
王云五上台后，拟订的币改方案，以废止法币、改用新币为主要内容，期以强力手段管制经济，一举扭转危局。7月7日，王云五将方案交给行政院长翁文灏，次日，翁、王请见蒋介石，得蒋首肯，令与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副总裁刘攻芸、财政部政务次长徐柏园和台湾省财政厅长严家淦等共同研究改革方案。
研究结果，他们认为币制改革已不容再拖，否则更难以进行，决定以金管理本位为基础，废止法币，改发金圆券，与黄金挂钩，但不能兑现。为避免重蹈法币之覆辙，王云五坚持新币发行应有十足准备，并严格限制发行数量。但讨论的结果是，将王原拟发行9亿元的计划改为20亿元，同时将现金准备由3亿美元改为2亿美元，预示金圆券前途之不乐观。
王云五是一个成功的发明家和出版商人(他以发明四角号码字典和主持商务印书馆而知名)，因其成功而养成了固执的性格，不太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又缺乏财政金融专门知识，所拟币改方案带有强烈的行政干预色彩，本身就违背了经济规律；再者，作为党外人士，王云五对国民党内政治生态之复杂缺乏认识，以为只要有蒋介石的支持就可以大胆做去，结果铸成其在币制改革中的失败命运。
7月29日，蒋介石在避暑胜地——浙江莫干山召见翁文灏、王云五、俞鸿钧和外交部长王世杰等，讨论经济形势，决定从速实行币制改革。
三、币制改革的内容
此后，王云五在不使外人与闻的情况下，极为秘密地进行币改操作。8月19日下午，王云五向国民党中政会报告币制改革案，称其目的为稳定物价，安定民生，控制金银外汇，平衡预算收支，结果获得通过。
当晚，行政院会议通过此案。20日，蒋介石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同时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和《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宣布实行币制改革，以金圆券取代法币。
主要内容为：
(1)金圆券1元含金0.克，折合法币万元；发行以20亿元为限，十足准备，其中40%为黄金、白银和外汇，其余为有价证券和国有事业财产，由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检查监督；法币须在11月20日前兑换为金圆券。
(2)禁止黄金、白银和外币的流通、买卖或持有；所有个人和法人拥有之黄金、白银和外币，应于9月30日前兑换为金圆券，凡违反规定者一律没收并予惩处。
(3)存于国外的所有外汇资产，凡超过0美元者，应于12月31日前申报登记；除保留部分用于日常生活外，均应移存于中央银行或其委托银行，未经核准不得动用；违反者处7年以下徒刑并处罚金，没收其外汇资产；告发者给予没收资产的40%作为奖励。
(4)严格管制物价，所有物品及劳务以8月19日价格为准，不得议价；实施仓库检查并登记，从严惩处囤积居奇者；废止按生活费指数发放薪金办法；禁止罢工和怠工。
此次金圆券发行的现金准备(金、银、外汇)为2亿美元，非现金准备(敌伪产业与国营企业资产)为3亿美元；金圆券与黄金、白银、银币和美元的官方比价为：黄金元1两，白银3元1两，银币1元兑金圆券2元，美元1元兑金圆券4元。
在《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布的同时，行政院于22日成立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由著名金融家李铭任主任委员；又于25日成立经济管制委员会，由院长翁文灏挂帅，并在各重要经济区域设立经济管制督导员，其中上海区为俞鸿钧，蒋经国协助，天津区为张厉生，王抚洲协助，广州区为宋子文，霍宝树协助。
四、信心满满的蒋经国上海打虎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集中了全国一半左右的工业生产和大部分金融业，金银外币与物资储藏也最为丰富，能否在上海回收足量的金银外币并控制住物价，是此次币改成败的关键所在，所以国民党将币改的实施重点放在上海，并以全力推动之。
8月20日，蒋介石亲临上海，会见工商金融界人士，表示此次改革有充分准备，且具有最大决心，希望各界拥护政府决策。上海市长吴国桢召集各业负责人开会，要求以19日价格为标准，不得擅自提价，并应保证正常供应，不得拒售。为了保证币改的顺利进行，上海设立了检查委员会(委员蒋经国等)、物资调节委员会(委员刘攻芸等)、物价审议委员会(委员吴国桢等)，特别将工作重点放在检查方面，实行普遍搜查，取缔囤积居奇。一时间，上海的经济风云变幻莫测，并牵动政治风向，成为全国瞩目之中心。
此次币制改革，蒋经国以“太子”身份坐镇上海督导进行。抗战时期，蒋经国在赣南实施亲民“新政”，小试身手，颇有口碑。但赣南毕竟为内地偏远小城，小蒋的“新政”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不大。因此，初到上海这样国内外瞩目的中心城市，蒋经国抱有大干一番的想法。
他已经因在青年军任职而有了军界经历，因东北外交折冲而有了外交经历，因党团合并而有了国民党中常委身份，他所缺乏的经济历练和在全国性政治舞台的亮相，都将因此而集于上海经济管制一役之中。何况，派他到上海督导经管，不乏蒋介石培养其接班的长远考虑和良苦用心。
这样，蒋经国上有“太子”身份和尚方宝剑，下有基干队伍和一套做法，内心有事业冲动，外界提供其表演舞台，名为协助，实为主管，成为上海经管实际上的主角。
此次币制改革的重头戏，一是发行新币并回收金银外币，二是严格管制物价，而前者之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又视物价能否稳定，以重建市场信心。
此前上海多次物价管制的失败，使一般人对此次物价管制也不抱什么希望，也使蒋经国压力之大与负担之重。
蒋经国提出：
“必须发动广大的群众来参加执行，只有如此，才能使政策加速生效，而获得成功的保证。”他将投机囤积、操纵物价、贪赃枉法的商人和官吏视为“后方的敌人”，号召大家“共同起来制裁他们，消灭他们”；
强调“无论何人在法律面前应当一律平等……在上海应当做到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得毫不容情请你进监狱，上刑场"。他坦承“上海的环境是复杂的，工作不易做好，但我相信只要不怕权势的压迫，金钱的诱惑，就不会有做不通的事”。
他的言论最能吸引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