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到西汉到宋明,天人合一总体上经历了一个由高到低的下滑过程,以至于最后完全脱离了其本来的意义,使中国文化失去残缺的灵光,沦为彻底世俗的人本主义。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同时也是最为今日中国人所忽视的部分。
中国人之所以忽视天人合一,而注重伦理道德,与天人合一本身所存在的缺陷具有直接的关系。
由于缺少透彻的启示,中国的天人合一从源头开始就没有清晰的界定。这注定了天人合一的不断下滑。
从先秦到西汉到宋明,天人合一总体上经历了一个由高到低的下滑过程,以至于最后完全脱离了其本来的意义,使中国文化失去残缺的灵光,沦为彻底世俗的人本主义。中国现代文化史就是一部传统人本主义与西方人本主义一拍即合的历史。
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和西方的人本主义,都从各自的角度抛弃了各自传统中的精髓部分,前者抛弃了灵光隐现的天人合一,后者抛弃了神人合一的基督教信仰。
这种劣质文化之间的的婚配,产生了极度空虚的文化,成为今日中国人灵*空虚的直接根源。上古的天人合一
先秦特别是春秋之前的上古,是天人合一滥觞和初始的质朴时代。尽管由于缺少特殊启示而搀杂了很多迷信的成分,上古的天人合一毕竟保持了其基本的真理因素。
上古的天人合一十分明确,其实质就是神人合一。
尧舜禹时代的中华先贤敬畏上帝,以人格神为造物主,相信这位神主宰宇宙和世间一切人事物。在这种信仰之下,才产生了和平禅让的千古美谈。
然而,尧舜禹时代并非完美无缺。
就天人合一思想本身而言,那时已经埋下了堕落的因子。
在敬拜上帝的同时,那时的古人,也已经开始敬拜多种神灵。
到了夏朝,对至高上帝的敬拜逐渐泛化为*神崇拜,只是仍将上帝放在群神之首,没有把上帝与*神完全混同起来。
至殷商时代,*神崇拜进一步泛化,殷人所拜之神包括“天神”、“地祗”、“人*”,完全演变为迷信和偶像崇拜。
至周代,中国人的崇拜更完成了由“帝”向“天”的转变。
同时,在周人心目中,“上帝”与“*神”这两种信仰对象已逐渐含混不清,合而为一,最终,“*神”取代了“上帝”,成为周人信仰的核心。
从一神到多神再到泛神,上古崇拜的演变是一条不断下滑的路线。其实质是对神的认识每况愈下,由相对清晰逐渐走向模糊。
但从本质上来讲,这绝不是中华先贤们的错误,更不是中华民族缺少智慧。事实上,在缺少特殊启示的背景下,中华先贤能够产生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本身已经达到了人类智慧的极限。
即使得到特殊启示的以色列先民,在神所颁赐的“不可敬拜别神”的明确律法之下,尚无法避免拜偶像的行为,更何况没有得到特殊启示的中华先民!春秋战国的天人合一
在春秋战国时代,天人合一思想进一步下滑,但基本保留了上古天人合一的核心部分。孔子、孟子、荀子、墨子的天人合一观虽各有不同,但基本上都延续了周代的天人合一观。
只有老子和庄子是例外,他们的天人合一与上古的神人合一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
事实上,中国的天人合一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分野。孔子、孟子、荀子、墨子是一条线,延续了上古天人合一的核心思想,最终董仲舒进一步延续并完善了这一路线。
老子和庄子开创了另一条路线,与上古的神人合一背道而驰,其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合一。
宋明理学作为儒家的继承者,在天人合一方面反而背离了儒家的传统,而与老庄所开创的路线更加接近。
孔子秉承了周人的观念,他虽然敬天,但无法把握上天大道,只能慨叹“大道隐没”。
他以“*神”观念取代了上帝,却无通“*神”之术,只能“敬*神而远之”。孔子最终转向世俗的人本主义,天人合一在孔子那里实际上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孟子的天人合一思想比孔子更为清晰。孟子认为天是最高的有意志的人格神,天主宰万事万物,天意是不可抗拒的。同时,孟子认为,人性源自天性,即源自神性。
但是,孟子与孔子一样无通天之力,他只能通过人心来揣度天意,即通过人性来认知天性。孟子开启了儒家心性论之旅,但这一方法与圣经完全相左,是一条彻底错误的路线。
荀子秉承了儒家“天人合一”的天命观,相信天是人间统治者的圭臬。不过,荀子虽相信天有道德属性,却否认天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荀子并不象孟子一样相信人性源自天性。荀子的天人合一是矛盾的,他在天人关系上坚持“天人相分”,即天和人在地位和职分上的区别性,不相信天人之间的相互感应。因此,荀子的天人合一与孟子相比又有所下滑。
墨子的天人合一观介于孟子和荀子之间,他和孟子一样,坚定地相信*神的存在,且相信天有意志,有作为,主宰着自然界和人世间的一切事物。
这与荀子认为天“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观点是相左的。然而,墨子不相信命运,反对孔子“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墨子的思想与荀子是接近的。
孔子、孟子、荀子、墨子在天人合一观念方面虽各有不同,但本质上是相通的。他们都继承了周人的*神观,认为*神一体。
神*不分是儒家思想者共同的特点,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整体认知水平。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这种特点,表明他们是处于迷信的状态,而非信仰的高度。不清楚这一点,就很容易对儒家作出过高的评价。至于老庄的天人合一观,与儒家的天人合一根本没有可比性。老庄的道是虚空之道,完全是人类推想的产物。
建立在老庄哲学基础之上的天人合一,是虚假的天人合一,既无神人合一之实际,亦无人本主义之实效。其本质上是中国人精神的麻醉品,以美学的名义挖空了中国人的灵*。
西汉的天人合一
我们有理由认为,西汉的董仲舒才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董仲舒同时也达到了天人合一的顶峰,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完成儒家文化集大成的任务。
他不仅阻挡了孔孟等儒家先贤在天人合一思想方面的下滑,还丰富了上古天人合一思想并超越了其曾有的高度。
董仲舒不仅进一步明确了天人之间的主从关系,还提出了天人关系的三个层次:一是天人在形体结构上的一致;二是天人在思想和道德意识上的一致;三是天人之间的互相感应。在此基础上,董仲舒指出,人是天的副本,是天照自己的模样复制的。同时,人在宇宙万物中具有卓越的地位与价值,天是人生命的源头,人是天的彰显和代表。
这些光辉的思想与圣经关于神人关系的启示达到了惊人的一致。不仅如此,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董仲舒所构筑的“三纲五常”之伦理体系,也与圣经的伦理完全一致。
在缺少特殊启示的背景下,董仲舒能够有此洞见,实为上天之怜悯。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过于高抬董仲舒。
我们知道,在天人合一方面达到中国文化顶峰的董仲舒,却在人性论方面一落千丈,从而导致了儒家“吃人”的礼教制度,这几乎彻底埋葬了他思想中光辉的部分。
宋明理学的天人合一
宋明理学实际上是儒家的掘墓人。作为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以“理气”论代替了*神论,等于颠覆了儒家的世界观。
朱熹认为,万物包括人都是“理气”结合的产物,所以人就是天,天就是人。自然的天不比人大,人也不比天小。天人是一体两分,也就是说既合一又有所区别。
朱熹的“理气”论兼具柏拉图的逻各斯和老子道哲学的色彩,在此基础上的天人合一是伪天人合一。朱熹的“理”与柏拉图的“逻各斯”都是虚空的理,如果宇宙以此为本原,那么,宇宙将是一个死寂的宇宙。没有人格、没有智慧、没有生命,这是“假理”,不是“真理”。
在圣经的启示中,真理不仅仅是“理”,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格。真理不是道理,而是基督这一具体的神圣生命。即便是圣经中的道理,若没有基督这一神圣生命的充满,也不是真理,因而也是虚空的。
基督作为宇宙的本体,是“理”与“生命”的合一,这个合一就是真理。因此,基督所说的道理和他这个神圣的人格不能分开。一旦分开,就没有真理,而只有死的道理。
柏拉图的“逻各斯”是死的理念,老子的道是死的道,朱熹的“理”是死的理,惟有耶稣基督是真理,是活的理,即充满神圣生命的理。
历史上任何一位哲学家都无法与耶稣基督相提并论,无论苏格拉底、孔子还是朱熹,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人,是完全分开的。
他们死了,他们的思想就成为死的文化遗产。但是,耶稣基督的思想与他的人格,与他的生命不可分割。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但又复活了,因此,他的思想与他的生命一直活着。
如果宇宙的本体是一个死的“理”,这一个宇宙是不可理喻的、是虚空的。这正是朱熹天人合一思想面临的尴尬。
在朱熹的基础上,王阳明走得更远。王阳明与陆九渊等人强调“理不在心外,心即是理。”因此,人心即是天地万物之心。
是人心使天地万物“发窍”,而具有意义。离开了人心,天地万物虽然存在,却不能开窍,而没有意义。因此,人心是天人合一的中心与基础。
一个堕落的人能够成为天地万物的圭臬,这无疑是人类的极端自义和彻底的人类中心主义。王阳明解构了天人合一思想,却被人誉为天人合一的集大成者,这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天人合一的真正含义。天人合一的下滑与蜕变
综观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清晰地看出它的演变经历了这样一个明显的轨迹:高(上古)--次高(孔孟)—最高(董仲舒)—低(朱熹)--最低(王阳明)
天人合一思想首先在上古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这一阶段天人合一的实质是神人合一。
其后,在春秋战国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在早期儒家创始人那里,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下滑,但基本上保留了上古天人合一的核心内容。
到了西汉,董仲舒丰富并拔高了天人合一思想,使之达到了中国文化的颠峰状态。
到了宋明理学,天人合一则逐渐丧失了其原有的神圣之维,沦为虚空的哲学。
天人合一思想的下滑与蜕变是中国文化沉沦的根本原因,也是今天中国人陷入灵*空虚的源头所在。
今日中国人的首要任务,乃是寻回天人合一的精华部分,并祛除其迷信色彩,使之脱胎换骨而与神圣的信仰对接。
张羿年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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