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今天早晨7点12分离开人间。
我跟辣子说：太爷爷去世了。
他想了想说：他为什么要选在今天去世？
辣子哥，这不是个人自己选的……
他有一百岁了吗？
哦，还差四年多。太爷爷跟他的表哥汪曾祺，同年出生，生日差了九个月。
风雨人生，蹉跎岁月
——八十四年的历史回顾
杨汝纶
1出生在走向衰败的书香之家一个人的一生总是和*治风云、时代变迁及家庭、学校和社会影响分不开的。
年农历九月廿五日，我出生在江苏省高邮市一个书香之家。曾祖父杨福臻为清代进士，官至御史，外祖父吴同甲，江苏泰州市人，清代进士，也当过御史，杨吴两家因此联姻。祖父杨芾，清代进士，曾任山东莱州府知府，出使过日本，著有《扶桑十旬记》。叔祖父杨蔚也是清代进士。
父亲杨遵矩，字絜之，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在家乡当过中学英语教员和短时期的教育局长。在任内曾有部分中小学教师因长期欠薪，县财*久拖未付，派代表到我家请愿，静坐不走，父亲迫于压力，卖了部分田地发放全县教师欠薪。负债做官，曾在家乡传为笑柄。
祖父生有六子，除大伯过继出去，二伯另觅住处，其余弟兄四人分家后同住在县城熙和巷一座大宅院内。三伯读过法*学堂，善于理财，比较富有。五叔不务正业，生了四个女儿，就是不生儿子，五婶死后，娶了补房，由于吸食鸦片，坐吃山空，家产几乎变卖精光。父亲排行第四，与六叔都读过复旦，都当过教员，两家比较亲近。
父母婚后九年才生下我，倍加珍爱，乳名贵官。我没有见到过曾祖父和祖父，只记得祖父在客厅撰写的一对楹联：“处家总是和平才有心情能爱物；生子不妨愚鲁只求骨格可为人。”这就是他的治家格言。
他的祖父杨芾，晚清小臣，有遗著《扶桑十旬记》
我随母亲归宁，曾到过邻县泰州市，见到过外祖父。他虽当过学台和御史，退隐还乡，仍是一代寒儒。他非常疼爱我，陪我做游戏。母亲受其影响，温良敦厚，能诗能文。伯叔妯娌间偶发生矛盾，她总是事事忍让，从不与人争吵。她爱读旧小说，如《笔生花》、《天雨花》，有时读给我听。高小时我就喜读《水浒》，有时和堂兄弟偷偷到“小蓬莱”茶馆听著名民间艺人王少堂说评书《武十回》。梁山泊一百零八将的名字和绰号我至今记得。
曾祖母吴乃娱与祖父幼年
五岁读幼儿园，开始有了记忆。我喜欢和霭可亲的何老师，对动辄训人的童老师十分反感。
高邮一小是家乡一所历史悠久、全县驰名的小学。校长王季明治校严谨，至今难忘的两位教师：一是詹振先老师，为人正直，教学有方，在敌伪占领时，他一身正气，出淤泥而不染，解放后被推选为县*协委员。二是我的六叔杨策之，复旦大学毕业后甘于在家乡小学任英语教师。汪曾祺的小说中高度赞誉绰号“杨六瞎子”的老师就指的是他。高邮一小五、六年级就学英语，使我有较好的英语基础。小学时代的学习和生活是愉快的，家乡高邮也留给我诸多美好的记忆：高邮籍的宋代著名诗人秦少游与苏东坡同游过的文游台；松柏掩映的文庙及对面的泮池；在运河大堤上远眺一望无际的高邮湖上的帆影；傍晚街上敲着梆子叫卖的豆腐脑和五香油炸干；每逢庙会在锣鼓声中化装成各式人物踩高跷的热闹场面；评书艺人王少堂在茶馆里绘声绘色地评讲《水浒》的精彩片段；大雪纷飞的冬天和堂兄弟们堆雪人，打雪仗的嬉戏情景；还有那驰名中外的高邮“三绝”——双*鸭蛋、醉螃蟹及董酥糖都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
2一场特大洪灾全家背井离乡年夏秋之交，我小学毕业考上高邮县中，正准备入学，突然黑云压城，雨暴风狂，到处鸣锣告警，群众纷纷逃难。大运河决堤了。
高邮秦代就建了驿站，古名秦邮。康熙、乾隆先后乘船经运河下江南，曾到过高邮。高邮又名盂城，确切地形容高邮城形似一个水盂。县城在运河水位之下，中间隔着能通汽车的大堤，一旦大堤决口，河水直灌，全县即成为泽国。这时全家逃到运河大堤上一座庙子里，水退后，又发生霍乱。已在南京铁道部育才科任科员的父亲回来，把全家接到苏州，借住三伯父家。我考进苏州中学。安定才半年，又遇“一二八”，日*侵犯上海，敌机不断在苏州上空盘旋，人心惶惶，父亲又接全家去南京，暂住北门桥一家小旅馆里。
年夏，我又考进南京金陵大学附中。这是一所设备齐全，师资雄厚的教会学校，有两个足球场和四百米跑道及功能齐全的体育馆。在南京被誉为英语教师中“四大金刚”的何、冷、江、郑四位老师，都教过我英语。解放后，金大附中更名为南京市十中，仍是一所重点名校。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厉以宁均出自该校。电影演员高博、剧作家徐昌霖、国际佛学大师张澄基、原台湾“监察院”秘书长朱炳麟都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
从初中到高中，连续读了五年半。初中毕业时参加过全市会考和集中*训。中学时代我勤奋学习，遵守纪律，在同学中结识了一些好朋友。学校经常举办足球赛，受环境影响，课余我爱踢小足球，参加了一个小足球队。父亲既是足球迷，又是京剧迷。他拉得一手好胡琴，参加了单位的京剧业余组织“友声社”，晚上家中来客都要唱上两段。没有来客时，我和弟妹都能唱。现已七十岁的小妹汝琦五岁时就能唱《女起解》、《汾河湾》的片断，父亲很是得意。我继承父亲衣钵，既是足球迷，又是京戏迷。遗憾的是我未能学会拉胡琴和继承他擅长的隶书书法。
南京是虎踞龙蟠、六朝金粉之地。巍巍的中山陵，雄伟的明孝陵，满湖荷花的玄武湖，满山红叶的栖霞山，还有燕子矶、雨花台、莫愁湖、灵谷寺，无不留下我青少年时代的足迹。
祖父在南京的青年时代
可是，祖国的大好河山，正遭受敌蹄的践踏！
侵略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三省之后，又制造了“七七”卢沟桥事件，侵占华北后继续南下。大片国土沦丧，敌机开始轰炸南京。
我参加过全市的防空大演习，到下关火车站慰问过伤员，目睹被敌机轰炸后的现场，同胞惨死，房屋被毁，不忍卒睹。年轻时胆大，曾和几个同学在玄武湖划船到荷叶丛中观看敌我飞机空战。著名飞行员乐以成、高志航、冷培基都曾击落敌机多架，受到市民的崇敬。有一天我和一个亲戚走在国民大会堂附近，遇敌机空袭，躲在一个简易防空洞里，附近落下炸弹，险遭不测。
3八年离乱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年12月日寇攻陷南京。灭绝人性的敌人残杀无辜同胞达卅万人，震惊全国，震惊世界！
是年十一月，国民*府西迁武汉。父亲急送母亲弟妹回家乡高邮暂避。我和父亲到了汉口，机关一度迁往湖南湘潭，三个月后又回到武汉。这时金大附中已迁到四川万县郊外沙河子杨家花园复课。我和同学陈新民乘轮船经三峡到万县。师生久别重逢，分外高兴。
生活是艰苦的，顿顿吃豆芽，二三十人住一间大屋，晚自习点煤气灯；第一次遇上四川的“麦蚊”（农村常见的一种微型蚊子），手一拍都是血。学校同意上课时每人点一支香，插在课桌上。
半年后，高中毕业。我本想报考燕京大学新闻系，学校以我成绩较优保送到金陵大学。此时父亲托人把母亲弟妹从家乡接出，随机关到贵阳住了一段时间后辗转到了重庆。
年秋，我只身由重庆经颠簸不平的成渝公路去成都读大学。
成都华西坝原只有本地的华西协合大学。抗战后陆续迁来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及中央大学医学院，时称“五大学”，另有北平迁来的燕京大学，朝阳学院和上海迁来的光华大学都另借校舍。
金大有文、理、农三个学院，我读的是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因为系主任乔启明在农业金融界颇有声誉，毕业后就业比较容易。
大二时，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也为了进一步提高英语口语水平，经学校推荐在课余担任一位美国记者的翻译，按钟点计酬，英语也有了长进。
大三时我应同学之约担任过金大贫民夜校的义务教员，学会了英语打字，参加了学校的京剧社，参加过老舍创作的话剧《面子问题》的排演工作。
这时我与同系同学陈砚君相识。一个星期日上午，她骑自行车从老南门大桥下桥时与一部人力车猛烈相撞，摔得头破血流，旗袍染红，医院抢救，并日夜护理，从此我们建立了恋爱关系。
下江人与四川人结了亲
按学校规定，这年暑假参加系里组织的农村调查，为写毕业论文作准备，住在外东一所农校里。同学们穿着草鞋，戴着草帽，手拿一根打狗棍，终日走村串户。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四川华阳县水稻、小麦、玉米、红薯四种作物生产成本的研究》。指导教授是美籍教授布克博士。
在学校期间，听了一些名人演讲。冯玉祥将*的演说幽默风趣，给我印象最深。听讲后次日，我在春熙路中华书局巧遇冯将*，请他题字，他问我怎么会认识他，我说在华西坝听了你的演讲，他高兴地用我的新民牌钢笔，直握笔书写“还我河山”四个大字。
年五大学联合举行毕业典礼，在晚会上，我参加演出京戏《法门寺》。这是我第一次“粉墨登场”，同学们的掌声和叫好声，险些使我忘了唱词。
毕业后系主任乔启明把我和另外三个同学介绍到重庆农本局工作。我分到业务处保险股任办事员，搞农产品保险工作，每月薪金元。农本局改组为花纱布管制局后，分到棉产处任科员。这时我们四个同学一起参加高等建设人员考试，当时简称“高考”，只有我侥幸被录取。学习三个月后，享受增加薪金三级并可申请另调工作。由于父亲正重病卧床，经济困难，我选择待遇较高，可分到海关缉私奖金的关务署总务科任科员。
年冬天，父亲因贫病交加在重庆金刚坡去世，年仅53岁。死时无以为葬，将就病时穿的旧棉袍纳入薄薄的棺材，暂厝金刚坡一松林内。时局动荡，无力运回家乡安葬，至今尸骨难寻，作为长子，终生引为憾事，只能以“人生处处是青山”聊以自慰。
曾祖父杨遵矩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年夏，陈砚君大学毕业来到重庆，她冲破家庭阻力，和我举行简单的订婚仪式。
年我们在重庆生生花园结婚，租住牛角沱山上新建的两间草顶平房，经济虽紧，但其乐融融。
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喜讯传来，万众欢腾，特别是从外省逃到四川的“下江人”更是喜极而泣。杜甫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曾引起我内心的共鸣。离乱八年的外乡游子都以迫不及待的心情急于返乡，可是我不能，家累太重，妻子又已怀孕，只好耐心等待。妻子分娩，又遇难产，幸亏有经验的妇产科医生抢救，才保母子平安。年初秋，终于率全家乘上机关安排的最后一班大型运输机，怀抱才28天的婴儿，用冷手巾敷在他的脸上，冒险回到南京。
但厄运并未结束。回到南京时，国民*接收大员大发“劫收财”，敌伪财产早已被“劫收”一干二净。全家三代六口人分到一间不到14平米的小屋，只有睡地铺。不得已又把母亲弟妹送到三伯家借一间屋暂住。
一日，在街头巧遇初中同班好友张澄基和他的女友于想想。久别重逢，分外高兴。张澄基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出身豪门，从小聪明顽皮，钟情佛学，为此，常遭父亲打骂，仍不改初衷。以后他留学印度，成为世界闻名的佛学大师。这次偶遇，他不仅无偿借给我楼房数间，还坚邀我去于想想的家里与她的父亲、国民*元老于右任相见并共进午餐。于右任是国民*府监察院院长，是著名书法家，他布衣布袜，并无官架子，还应我之请为我的三伯父写一副条幅。
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奇遇。
抗战胜利带来的喜悦是短暂的。未几，内战爆发，国统区通货恶性膨胀，物价一天数涨，美国剩余物资如奶粉、香烟等充斥市场，每月有限的工资领到后，要立即快步上街，见物资就抢购，工资换回的是肥皂、香烟、蜡烛甚至奎宁丸，用钱时再陆续出卖，稍稍保值，但一买一卖，商人抬价压价，却吃了大亏。这就是当时公教人员的生活写照。
三年内战，国民*大败。国民**府机关先撤到上海，又撤往广州，再撤到重庆，最后逃往台湾。关务署撤到上海江海关大楼。在上海我见到曾在农本局、花纱布局的同事挚友管继奋，他悄悄向我透露一些真实信息。我们所在的机关早有中共地下*组织，他说，老苏对你和其他三个金大学生是很了解的。（解放后我与他交谈，才知农本局、花纱布局运输处股长老苏就是地下*负责人）。他还兴奋地告诉我：“天快亮了！”后来知道他参加了地下*外围组织，以后进*西南，担任新华日报及四川日报记者，并在四川日报社离休。
年我在上海自请遣散，领到三个月工资遣散费等待解放。妻子陈砚君怀着第二个孩子，为了减轻我的负担，她带着长子回富顺。一直在上海寄住伯父家的大妹杨瑞，上海立信会计学校毕业后无业，经死去的二弟汝纲的未婚妻、话剧演员刘碧琴介绍到装甲车司令部剧团当会计。她不忍我承受全家生活的重负，随剧团去台湾，她当时才20岁左右，未婚。全家又一次遭受骨肉分离之苦。我不能长期失业，坐吃山空，还有母亲及一弟一妹要我抚养。反复考虑，在老友*定及亲戚的帮助下，是年五月一家人乘飞机到四川重庆。为了一家的生计，首先还是要找到一份工作。“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此时又得到金大附中同班同学，时任重庆绢纺厂厂长邓友海的帮助，先是安排一家人住到他姐姐新民报总经理邓季惺在重庆江北新村的住宅，又介绍我去重庆新民报社任英语编辑，我虽然英语有些基础，但专门从事英语编辑，自审难以胜任，只好婉谢。此时原机关又从广州迁到重庆，我和几个四川籍同事要求生活救济，领到三个月补助后率全家来到富顺。年秋陈砚君在富顺三道拐租住的房子生下第二个女儿。负担更重了，不得已一度批盐巴摆摊零售，贴补家用。在极端困难之时，四处求援，时在新加坡任国际贸易公司集团总裁的大学同班同学何日华汇来几百美元，帮助我度过了难关。
年12月，富顺解放，富顺女中校长谢彦伦闻知我长于英语，正缺英语教师，聘请我到富顺女中任英语教员。我的弟弟汝絅失学在家，高中还未毕业，自学成才，为富二中校长何梅森所看中，聘为富二中语文教师。接着妻子陈砚君也到县人民*府建设科当了科员，一家人从此过上比较安定的生活。
从年12月起，我先后在富女中、富顺师范任教。年任富女中教导主任。年县里办起农业大学，被任命为教务长，三年后“下马”，改任富顺师范教导主任。年富顺师范与隆昌师范合并，我到成都四川省*治学校（后改名为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七个月。回县后，县委准备安排我为县*协专职副主席，征求意见，我表示希望继续在教育战线工作，年到富顺二中任教导主任，年任富顺二中副校长，同年被选为县人民*府副县长。年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年任县*协副主席，直到年退休，时年73岁。
4参加民主*派的前前后后存在决定意识，我参加民主*派并非偶然。
幼年时，*阀混战，孙传芳的败兵曾强行占住我家老宅的大厅，索钱要粮，横行霸道，家人敢怒而不敢言。小学时参加提灯笼游行，与同学高唱“打倒列强、除*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的歌曲，对列强、*阀的憎恨，深深地埋藏在幼小的心灵。
在南京读初中时，上海举办全运会，我和同学瞒着父母乘铁罐车去上海看有“球王”李惠堂参加的香港队对广东队的一场足球赛。第一次到上海，经过英租界巡捕房，受到站岗的“红头阿三”（印度巡捕）的恐吓与呵斥，看到租界公园门前挂的“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告示牌。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感到莫大的耻辱。
抗战期间，在南京、在重庆、在成都，几次目睹敌机狂轰滥炸的血腥罪行，我几次遇到危险，幸免于难。在重庆大轰炸中，我家在上清寺租住的两间平房被大火吞噬。衣物荡然无存。抗战期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巧取豪夺，贪污腐化，大发国难财，民怨沸腾。我经过重庆十八梯时常见到病饿死在街头的贫民，路人皆侧目而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当时贫富尖锐对立的真实写照。敌机空袭时，躲在防空洞里，心中诅咒：这真是暗无天日的社会，是什么世道啊！
中学失学在家的弟弟汝絅常写诗文在报上发表，在《新民报》副刊上刊登的诗《苦力》，道出了他对旧社会的愤懑与不平，盼望光明的早日到来，引起社会上劳苦大众的共鸣，以致在他去世十多年后，《中国新文学大系》仍将这首现实主义的诗选载其中。
祖父与三叔祖、诗人杨汝絅
国难家仇，我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和法西斯统治是愤恨的。倾向进步的重庆《新蜀报》曾发表我翻译的长文《德国法西斯的暴行》。
年陈砚君金大毕业来到重庆。她的高中和大学同窗挚友鲜继桢也回到她上清寺的家——特园。
特园在抗战时期闻名中外，特园的主人鲜英，字特生，原是一个旧*人，后创办四川丝绸公司，受四川西充同乡张澜影响，趋向进步，同情支持共产*，是民主同盟重庆支部的负责人。特园中西合璧，背靠嘉陵江，绿树成荫，环境幽美。周恩来总理曾专门到特园访问鲜英，想借用此处开会，问他是否愿意，他愉快地表示愿意，当时国民*特务已密布特园周围监视，总理问他“怕不怕”，他坚决表示“不怕”。以后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常约集民主人士在这里开会。民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曾在这里召开。毛主席到重庆谈判也在这里约见民主*派负责人并设宴招待。在一次宴会上，鲜继桢手捧纪念册，请毛主席题字，主席欣然命笔，题了“光明在望”四个大字。鲜家兴奋不已。我们家住不远，常去特园走动，鲜英视我们如子侄，热情慈祥。我们常见长住特园美鬚飘逸的张澜，戴着瓜皮小帽，身着马褂长袍在花园散步沉思。
经鲜继桢建议，我和陈砚君在特园后花园举行了简单的订婚仪式，鲜英为我们作证婚人。
特园是民主人士集会的地方，常有中外记者云集采访新闻。由郭沫若题名，董必武书写的《民主之家》匾额悬挂在特园大门之上。这一年鲜继桢与工程师沈均康在生生花园举行隆重婚礼，请我当总招待，重点接待婚姻介绍人*炎培和沈钧儒，有机会与他们攀谈。*老声称吃素，但可吃蛋，我特意为他安排菜油煎荷包蛋及其他素菜的一份西餐。沈钧儒是因坚持抗日反蒋而被关进苏州看守所的“七君子”之一。他是中外闻名的律师，是各种奇石的收藏家，坚硬的石头象征他刚正不阿的性格。
在抗战期间我见到过的知名民主人士不少，他们都坚持抗日反蒋，我对他们都怀着崇敬之心，对我以后参加民主*派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解放后，我除积极做好本职工作外还热心参加各种*治和社会活动。建国之初，曾参加中共县委宣传部组织的业余剧团，与易奉倩等同志率团用一年多时间走遍全县各区镇，演出歌剧《白毛女》、《血泪仇》、《刘胡兰》、《赤叶河》，宣传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又曾参与组织“土改教师参观团”到*市区参观土地改革；筹组县中苏友好协会，被选为理事；筹组教育工会并担任主席。
年我参与筹备富顺县和城关镇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县人民代表和城关镇人民代表。
就在这一年，农工民主*富顺支部的负责人动员我参加农工*。我要求进步，也想参加民主*派，但我一直想参加民盟，对农工*是陌生的，而富顺当时只有农工*一个民主*派，反复考虑，又征询县委领导意见。他答复我：“农工*是一个进步*派，是否参加自己决定”。有了这句话，我同意参加农工*。并于年1月被批准。
民主*派一般是在大中城市发展组织，富顺是一个特殊情况。年初四川大学钟元通来富顺牛佛镇及城关镇发展农工*员十多人，大部分是中小学教师。建国后，农工*四川省委会派组织处副处长李散之（中共交叉*员）到富顺整顿基层组织，保留了六人，成立了支部委员会，直属农工四川省委。我参加后不久，选为支部宣传委员。年整风反右斗争开始，民盟中央和农工中央主要领导人章伯钧、罗隆基被划为右派，全国各省市层层抓“黑店”，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气氛非常紧张，全国不少民主*派的头面人物多被划为右派。农工富顺支部负责人在这时突然调往成都农工省委当干事，匆匆建议选我当支部主任。我“临危受命”，被选为支部主任。
在鸣放期间，从中央到地方，中共各级*委先后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我和支部主任罗沛文到泸州地委参加，历时近一个月。小组讨论时中共各级*委一二把手一齐参加小组讨论，号召鸣放，在组织大会发言时，罗沛文推我代表他联合发言。在中共泸州地委召开的大会上，我发言的题目是：“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申请批准下放到基层锻炼。
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反右斗争结束，农工富顺支部没有一个右派，受到统战部长廉朝立的表扬。但在隆昌一中任教的弟弟汝絅却未能逃过劫难。他因为替一位划为右派的历史教师鸣不平，加上曾提出工会组织学习应当以自学为主，竟在年被补划为右派。全家震惊，我也感到困惑和不平。
文化大革命中，*的统一战线组织陷于瘫痪，农工支部也停止活动。在这场无法无天的极左运动中，知识分子成为“臭老九”，有的文化不高的乡村干部调到中学当上教师，名曰“掺沙子”；进驻农村中学的贫宣队员中的老太婆竟替学生当媒婆；医生当了护士，护士当了医生，造成一系列混乱。我和老伴都受到过冲击，两个儿女当了知青，一个儿子初中毕业后当了工人。直到粉碎“四人帮”，批判了两个“凡是”，拨乱反正，开展了真理问题的讨论，落实了各项*策，知识分子以及民主*派成员才重见光明。我由衷地感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感谢耀邦同志。
年6月，富顺恢复农工*组织活动，中共富顺县委、农工四川省委皆有领导到会，我仍任支部主任。按照各民主*派大体上的分工，农工*重点在医卫界发展成员，同时兼顾富顺实际，也在教育及科技界发展。医卫界的张文湘、张量才、刘人谷等，教育界的邱明熙、孙传家等，科技界的张培基、魏致和、王德维等一批较知名的高中级知识分子先后参加农工。
年6月经上级批准成立农工民主*富顺县总支委员会，我被选为主任委员。
农工成立总支委员会后积极开展各种为民服务活动。医卫支部坚持送医下乡下厂进行义诊，走遍全县各区乡，同时宣传医药卫生知识和计划生育*策；教育支部到边远地区学校开展教育咨询活动并办起“前进文化补习学校”，历时四年，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还解决了农工经费短缺问题；科技支部组织科普下乡，宣讲作物栽培和栽桑养蚕等先进技术。这些活动都受到中共县委和农工省委领导的肯定，受到社会的好评。
年10月经上级批准成立农工*自贡市富顺县委员会，我当选为主任委员。
在此之前，富顺县划归自贡市领导，年4月农工省委直属富顺支部即划归自贡市领导，并与农工省委直属自贡支部共同组建农工*自贡市委员会。同年5月召开农工自贡市第一次*员大会，我当选为农工自贡市委员会第一届副主任委员。
年4月在农工*四川省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农工*四川省委委员。在农工省委扩大会上曾应邀作了专题发言，全面汇报作为农工*一个基层组织的情况和工作体会，受到农工省委的重视。中共省委召开的“各民主*派工商联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会”上，经农工省委推荐，作为两代表之一，我作了《凡是有利四化的事我们就一定努力去做》的发言。
在农工中央机关刊物《前进》上，我应约发表了《当了副县长以后》的文章。
年11月经农工省委推荐，我到北京列席农工中央召开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一次统一战线和农工*史的教育。
从年起到我退休，连续十届当选为富顺县人民代表。年还当选为县人民*府委员。
年后，连续两届十年安排为四川省*协委员。
遵照中共县委决定，我受命筹建县侨联，连续担任两届主席（现在是县侨联顾问）。
遵照中共县委决定，受命筹建富顺县台联，并担任十年会长。
年担任副县长，在第一次县*府全体会议上，县长在大会上宣布作为一个*外副县长，有职、有责、有权，支持我放手大胆工作。
年县里遇到特大洪灾，成立指挥部，我主动要求参加，县领导以我当时已60岁，力劝我不要参加。由于我的坚持，与其他领导同甘苦、共患难，熬更守夜，献计献策并深入牛佛等地灾区视察慰问，在洪灾结束后的总结会上受到县委领导的表彰。
五十年来，遵照周总理“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教导，我一直坚持学习。我始终铭记在南京鼓楼中山东路边矗立的用霓虹灯装饰的孙中山遗训：“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不以夺取为目的”。鲁迅先生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永远是我的座右铭。
5幸福的晚年，无悔的人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观。在我八十岁时，一位老朋友赠送我一首诗：“邑间兴废君犹健，百事艰难终有成，惟有口碑堪欣慰，何必高处不胜寒”，可算是我的知音。
“知足者常乐”。我的晚年是幸福的。
我老伴晚年，多病缠身，长期偏瘫。她虽然比较坚强，但也有悲观无望的时候，我给他做思想工作，实际上也是谈了我的幸福观。
我和老伴陈砚君从两个异乡人结为夫妻，历时六十年，同甘苦，共命运，相濡以沫，白头偕老。我已向她承诺，今后合葬在我们初次相识的成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死而无憾，这就是幸福。
我曾对子女交代：”我一生清廉，没有什么遗产。唯一的遗产就是留给你们一份做人的道理，创造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和本领。”
我从事教育工作数十年，一贯关心爱护学生，在经济上帮助过不少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现在许多人都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过去的学生成为知己和朋友。每逢春节都互寄贺年卡近百张。各时期、各年代的学生聚会，也常邀我参加。师生的真诚友谊，常使我沉浸在幸福中。
富顺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不忘在全国各地的老朋友，也结识富顺的许多新朋友。交朋友贵在真诚，贵在知心。退休以后有时到茶园与朋友们吃茶谈心，坦诚地交换意见，互通信息。不久前有一位过去的学生，年近七十的高级工程师，专程从北京回来看望，在我家住了二十多天。前几天又接到一位分别四十年的学生打来电话邀我去成都她家作客。珍贵的友情使我感到无比的温暖。
由于长期护理老伴，很少活动，导致腰肌劳损，腰椎骨质增生，近年还发生心肌缺血。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我无怨无悔。老伴去世后，我与书报结缘，自费订阅十多种报刊，有书报为伴，使我心地更加开朗，在不断学习中减少了孤独，找到了幸福。
年经县推荐，逐级评选，我被选为“四川省跨世纪杰出老人”，我既感欣慰，又感惭愧。我为祖国、人民做的贡献实在太少了。
“老牛已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在有生之年，继续为祖国，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我将努力为之。
年
祖父祖母和我在富顺西湖
祖父，我觉得很像小津电影里的笠智众。看小津的电影，脑海里会浮现出祖父的影像，也是秋日里的一声喟叹。
祖父走了。这世上，爱我的人，我爱的人，又少了一个。
或许如张爱玲所说，祖父祖母，都活在我的血里，等我死去的时候，再死一回。
悼亡__________________
杨｜早
一杯胡豆一杯酒，再来点花生，再来点儿酱
杨汝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