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批评金融监管，从国内说到国际：“金融的本质是信用，必须改掉金融的当铺思维思想。银行还是过去依靠抵押和担保的方式，缺乏大数据意识，这造成了放贷业务的不合理，巴塞尔协议束缚了金融创新。”
巴塞尔协议是由位于瑞士巴塞尔的银行业监管委员会（“巴塞尔委员会”）发起的，得到各国监管部门认可的银行业监管国际标准。到年，二十国集团（“G20”）的所有成员国银行监管机构都已经加入到了巴塞尔委员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影响力。巴塞尔协议由一系列三个协议组成，分别简称为巴塞尔I（年），巴塞尔II（年）和巴塞尔III（年）。巴塞尔协议建议银行监管部门利用各种指标并监管措施确保银行资本充足，这就是被马云称为“当铺思维”，束缚金融创新的原因。
我认为束缚创新就对了。监管的使命就是束缚创新，创新的使命就是冲破监管的束缚。创新与监管是老鼠与猫，小偷与警察，矛与盾的关系。对于金融我是外行非专业，也就只能说这么多。三句不离本行，还是回到国际税收。国际税收界也有一系列国际标准，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国际税收协定。现在没有人抱怨这一系列标准束缚创新，因为它已经在税务创新（避税）的持续打击下，彻底垮掉了。
一、国际税收协定的宿命
比起巴塞尔协议，国际税收协定的历史悠久。二十世纪20年代，随着跨境经济活动的增加，税收管辖权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划分和协调税收管辖权提上了西方各国的议事日程。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的*府间组织国际联盟着手研究避免双重征税的方法。这些方法后来落实在为数众多的双边税收协定中，并固化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联合国（UN）两个税收协定范本。其中OECD协定范本更为经典且使用广泛，相当于税收界的巴塞尔协议。
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为了协调相互间在处理跨国纳税人征税事务和其他有关方面的税收关系，本着对等原则，经由*府谈判所签订的一种书面协议（Agreement）或条约（Treaty），亦称国际税收条约。税收协定是国际税收关系与税务合作的法律基础。资本技术或劳务输出国（又称居民国）和东道国（又称所得来源国），通过签订税收协定分配跨国经营及投资所得的征税权，从而提高税收确定性，避免双重征税，并通过开展税务合作与双边磋商解决涉税争议，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从而促进双边经济、技术、文化、人员等的交流。
税收协定初衷虽然是避免双重征税，但是不可避免被滥用。出台之日就是被滥用之日。时逢跨国公司兴起，税务律师们很快就找到了税收协定之中的漏洞，发明了各种避税操作。为此OECD也与时俱进，在税收协定中加入了反避税的内容。如今签署的税收协定，标准名称是《XX国与XX国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税双重征税以及防止偷漏税的协定》，显示出已经是升级版的税收协定。
国际税收协定的目的是建立一套国际税收标准。但凡标准一开始都是想划一条直线，然后就有各种创新来推拉这条线，这条线就会变得曲折模糊，最后断得七零八落。国际税收协定也难逃这种宿命。
二、税收协定属于当铺时代
税收协定主要通过降低所得来源国税率或提高征税门槛来限制其按照国内税收法律征税的权利，同时规定居民国对境外已纳税所得给予税收抵免，双管齐下以图达到避免双重征税的目的。要实现这一点，先要厘清征税权。在厘清征税权时，税收协定用到了两个重要原则，分别是常设机构原则和独立交易原则。
常设机构原则是划分生产经营所得的标准。协定的“营业利润”条款（一般为第七条）会规定只有在非居民纳税人设立常设机构的情况下来源国才可以对其征税，并且仅可以对归属于常设机构的利润征税。常设机构是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活动的固定营业场所。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常设机构必须是一个营业场所；其次，常设机构具有三个特性，即固定性、持续性和经营性。其中固定性强调物理存在。
常设机构原则在当铺时代很管用。当铺要赚钱，必须有一个固定的门面，还要常年营业，因此当铺在门面所在地缴税，合情合理，税收征管上也很方便。但是到了数字经济时代常设机构原则就玩不转了。按马云的说法，互联网金融的业态下债权人和债务人相隔千里都成为可能，这就不需要门面了。结果互联网金融企业都会设立在避税地，根据不用交税。这个时代再抱着常设机构原则不放，各国*府都要破产。
独立交易原则日子也不好过。独立交易原则是指没有关联关系的交易各方，按照公平成交价格和营业常规进行业务往来遵循的原则。通俗地说，就是亲兄弟明算账。跨国关联交易不仅涉及集团内的至少两个实体，而且涉及交易相关实体各自居民国的税务机关的利益。各个税务机关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