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hjnbcbe - 2021/2/28 4:26:00
作者简介:谢思敏，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年公派赴日本留学，获日本神户大学法学研究科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年学成回国后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法系执教，先后担任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副经理、中国法律事务中心律师，现为北京市信利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同时是中华全国律协金融证券专业委员会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常务理事。本文作者（左）与大学同学李克強。原题：中国走向世界的途径一、为什么要出国留学？我是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的首批大学生之一，有意思的是我当时的学号是“”。我们在大学期间如饥似渴地学习法学专业知识和其他知识，为的是学成之后报效祖国。但是，当时法学教育百废待兴，法律教材更是奇缺。我们在学习中常有“吃不饱，吃不好”的感觉。而且当时国家的法制建设尚在起步阶段，大规模的立法工作尚未开始。例如，我记得当时没有《刑法》、《民法》，老师给我们讲课都是用的油印资料《刑事*策汇编》、《民事*策汇编》等。这时，国家的对外开放之门刚刚开启，外面的世界对我们新一代大学生充满着未知数，也充满着诱惑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很自然地产生了大学毕业后争取走出去，到国外进一步学习、充实自己的念头。年夏天报考研究生的时候，考生填志愿时有一个选择是可以报出国留学。教育部将在志愿报考留学研究生的人中间集中选派一批出国留学生，于年陆续公派出国留学。我当时经北大法律系陈力新教授介绍，报考武汉大学法律系韩德培教授门下的国际私法专业的出国留学研究生，并幸运地被录取了。当时我们班（北大法律系77级）有七个同学都被录取为出国留学研究生，包括我在内。我们成为“文革”后首批中国*府公派的出国留学研究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动真格地向国外大规模选派留学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应该也是延续了欧美同学会的历史。我觉得这个对欧美同学会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历史。除了纪念77、78、79级毕业30周年以外，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以后大规模有组织地选派留学生出国，到年也是30周年。二、为什么到日本留学？老实说，到日本留学并不是我个人的志愿或选择。我在大学期间并没有选修日语，研究生考试时外语考的也是英语，对于去日本留学我没有一点心理准备。但后来我到武汉大学见到导师韩德培教授时，他告诉我，让我去日本留学是他做的决定。理由也简单，因为去日本留学的专业方向是私法，而在我们同期被武汉大学法律系录取的出国留学研究生中，只有我是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的，其他同学则多是本科学外语或其他专业，不是法律本科生。在我们求学的年代，国家当时派遣你出国，是不管你原来学什么的。而个人志愿是要无条件服从国家、组织需要和安排的。我听了导师的介绍，也没有多说一个字。由于多数公派赴日本留学的研究生与我一样都没有学过日语，教育部就在大连外语学院和长春东北师大设立了“出国留学研究生日语培训部”，让我们从头开始强化学习日语。从年3月到9月，我们在大连经过了半年强化日语学习、训练，最终还要通过日本*府文部省组织的专门考试，才能赴日留学。在大连的日语学习真是“魔*训练”，我们在6个月内经受了极度的煎熬，当然也经受了严格的考验，最后的结果是合格的。大连日语学习成为了我终生难忘的经历，也是我从中国走向世界迈出的第一步。这里可以披露一件轶事。在大连学习日语期间，我曾给北大法律系77级的同班同学、时任北京大学团委书记的李克强写过一封信，主要是交流在大连学习日语的情况，同时向老同学请教一下赴日准备事宜。当年6月，李克强给我回信，除了对我的勉励和鞭策外，还写了一大段与日本有关的话，令我别开生面，获益良多。我谨摘录如下：“日本是一个富有进取心的民族。到日本去不仅仅是为了学一些专业知识，更应该花点时间去了解日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背景。日本人常以他们能把东西方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一起而感到自豪，那么他们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这不仅需要理性的研究，而且需要感性的知识。不要把自己的眼光局限住，放开来，站在世界的高度上去。“我们的老一代人去国离家，决不是为了捞个牌子，讨来学位，确实是为了寻求真理。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不能具备这样的素质，那就太可悲了。“日本是值得学习的，但不要忘了那场种族灭绝的战争。记取这段历史并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防止历史的重演。”老同学的话语重心长，又高屋建瓴，对我为什么要去日本留学以及怎样求学的困惑作出了清晰的解答。至今，我仍珍藏着这封同学来信。到了年10月，我们前后脚就都出去了。我记得当时赴日留学研究生多达人，中国*府为此包租了一架飞机，从北京出发，分别在大阪和东京两个机场降落。我们按照中日两国*府的安排，分赴日本各地的大学。我也到了美丽的海滨城市神户，在神户大学法学研究科小原喜雄教授指导下，开始私法专业博士课程的学习。经过六载寒窗苦读，我于年10月取得了私法课程的法学博士学位，顺利完成了祖国交给我的留学使命。对神户大学来说，我是第十六位法学博士；而对于新中国来说，我却是第一位留日私法课程的法学博士！本文作者大学期间。三、中国走向世界的途径各位学长对我们77级、78级、79级这代人，作了很精辟的阐述。我们的人生既有幸运的因素，也离不开各自的努力。我一生赶上两个好机会：一个是“文革”以后国家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一个是大学毕业以后，被国家选派出国留学。如果没有国家的改革开放*策，没有国家的支持，个人的成功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那个时代真是叫作“听从国家的召唤”。所以我们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对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具有比别人更重的传帮带、继承发扬的责任。我觉得，这是我们义不容辞要做好的事情。所以，我特别对北大法学院教授、我的师弟苏力同学讲的一段话深有同感，我们不能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一定要等后代拿扫帚把我们扫出去，否则我们就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发挥余热，“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中国走向世界为什么需要有一个过程？因为经过多年的闭关锁国，我们并不真正了解外部世界，也不了解世界运作的规则。所以，能有机会出国留学，能够把在国外学到的东西带回来，在国内发挥作用，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闭门造车，少走弯路。这方面我个人是有一些体会的。我在日本是学私法的，通俗讲叫民商法。我为什么会想到要出国去留学？因为前面也提到过，民商法在大学四年学得很少，中国成型的东西太少了，我们的民法不叫民法，叫民事*策，没有成熟的法律。你到图书馆找书，基本都是苏联的东西，国民*时代的老书，真正往下学习的东西很少。这时候产生到外面世界学一学、看一看这个想法是很自然的。我在日本待了六年，所以加上在北大的四年，我一共读了十年大学。就是说，四年在国内，六年在日本。年10月学成归国，我就赶上了中国要恢复重建证券市场这么个历史机遇。当时有一批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像中投公司的总经理高西庆，他也是从美国刚回来，我们是前后脚，都是年秋季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法系任教。一回到国内就有重建证券市场的动向，一大帮从国外学成归国的人聚集起来，包括学会计审计的、学资产评估的、学法律的和学证券交易的。这样一批海归留学人员和国内金融界人士集合起来，组成一支精干、高效的团队，大家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一步步就把中国的证券市场做起来了。当然，其中的辛苦也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组织上面还有一些出资人，这些公司的领导人中间就包括像现在担任*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他当时是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他也跟我们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改革进行到年的时候，农村的改革、城市的改革、企业的改革有没有退回去的可能性？只要没有退回去的可能性，这个事情就可以继续往下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继续紧密地和国内实际情况相结合，同时又把我们在国外学的东西灵活地搬回国内来。当时国外来参观的专业人士都很惊讶，说中国证券市场起步很快也很稳，一开始就是无纸化交易，就是电脑撮合交易这些东西，而国外许多证券交易所起步时都还是拿黑板写，用手势报价，都是手工操作，中国人一开始就用电脑，少走了好多弯路！这和我们这代留学生的勤奋学习和善于学以致用，是分不开的。四、中国走向世界后的课题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发展到今天，要继续往前走有没有新的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个问题一定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对症下药找答案。中国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在哪里？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缺的是什么，那就是独立的思想思潮、创造新思想的自由，以及分享新思想，开发新思路的活跃的思想市场。为什么缺这个呢？因为我们的*府总的还是管制太多，现在还是所谓“大*府、小社会”。所以，中国能不能成功转型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建立起真正的公民社会，*府放松管制，回到它本来的依法监管的轨道上去，让社会、让市场、让民间发挥其本身应有的活力和自主创新能动性。这是我们下一步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建立公民社会，就是要建立*府以外的一系列“非*府组织（NGO）”，能够自主、自治、自律。如果这种组织能够大量建立起来，替代*府的一些职能，可以说就不需要*府用纳税人的钱去强制实施那些管制。如果在这些方面能够替代*府作用的话，我们就能够加快建立公民社会的过程，能够解决一些新的问题。我们作为77、78、79级老一代大学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策实行后第一代出国留学生，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我们的历史责任也是不可推卸的。我们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把一些对中国、对世界有意义的事情继续做下去、做好，能够把它真正放心地交给我们的下一代，完成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本文原载于《那三届：77、78、79级大学生的中国记忆》，为配合其日文版出版，作者于近日重新改写。）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